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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人家有多少钱我不羡慕,我就羡慕别人家孩子会念书

题图来自视觉中国,本文来自,作者:黄灯

山东女子苟晶高考被两次冒名顶替的新闻,让人看了愤怒,那位班主任也是枉为人师,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牺牲他者命运为代价。对当事人来说,人生被偷换,黑暗和伤痛像一颗巨石按在胸口。这种暗箱操作改变他人命运,恐怕只是冰山一角。

因为这新闻,想及乡村教育。高考,就像黄灯在《大地上的亲人》一书所论述的:“庆贺高考胜利举办的宴席,因为承载着乡村的人伦,而显得异常隆重。在熟人社会中,其庄重、严肃、认真的程度,丝毫不亚于结婚、生孩子的仪式。

考上大学后的请客、放电影、请花鼓戏班子,被认为是最隆重、最喜气的事情。我不止一次地听农村的女人谈起,‘别人家有多少钱我不羡慕,我就是羡慕别人家孩子会念书’。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,现在回过头去看,这朴素的言语所包含的深明大义,意味着教育曾经深深扎根村人的心中,承载着如宗教信仰般的纯净感情。”  

任何对乡村困境的如实叙述,都可能被简单指证为唱衰农村的口实。在黄灯看来,乡村不应仅仅作为负载乡愁情绪的场域,同时应被视为“问题的场域”,“个体命运和时代之间的深度关联,意识到农村作为社会问题的终端载体,在承受社会剧烈变迁的洗礼时,正在遭受难以摆脱的厄运。”

从乡村走出来的读者朋友,阅读《大地上的亲人》可能有更多共鸣。选取书中一文《村庄教育的见证人》,同是为人师为人父,透过他的故事,见人见教育变迁。

村庄教育的见证人

从 1968 年到 2009 年,四十一年来,父亲始终在汨罗三江乡工作,先后在小学、初中、高中(1980 年初中办高中)教过书。他主要教授数学课程,1968 年到 1974 年,在凤形村小教书时,曾经当过好几年复式班的老师。在初中阶段,除了数学,他还曾教授生物、地理、政治课程。我初一、初二的数学是父亲教的,初三的生理卫生也是他教的。

流经长乐镇的汨罗江

在三江,有一批像父亲这样的教师,三江中学以父亲教数学、张仓如教化学、胡执中教物理最有名,形成了理科教学的铁三角,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,保证了整个乡镇理科教育的质量,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,三江中学的教学质量始终令全县跨目相看。但因为三江地处革命老区,经济困难,教学条件的简陋,始终像巨石一样压在全乡师生头上。

在我毕业的 46 班,因为没有教室,初一入学,整整一年,就在食堂里面上课。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,大家总是在饭菜的油烟、辣椒的呛鼻味道中度过。从湘潭调过来的赵老师夫妇,一家四口,一直住在一套二十平米的房子里面。1984 年到 1986 年间,父亲担任校长,竭尽全力和乡政府交涉,顶着巨大压力,和领导拍桌子、骂娘、吵架,终于建起了像样的教学楼,也争取到资源,以最小的成本改善了老师的住宿条件。从此,他成为上级眼中最为难缠的刺头。

身为教师,父亲也收获了学生的情感尊重,这让他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,也间接塑造了我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相比一般的农村孩子,因为父亲拥有教师身份,我得以接触不少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。父亲从来没有想到,每年寒暑假,那帮考取大学回来找他的学生,对我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。

我记得 1986 年前,我们一直住在老家垛里坡,一个非常偏僻、有山有水的独户村庄。尽管平时我一直被寄养在外婆家,但每年寒暑假,往往放假的第一天,我就会应外婆的要求,立即回到自己的家。在 80 年代初期,一到放假,那些考到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西安、武汉、重庆等大城市的学生,就会远远出现在我家村头的小径。当时没有电话,也没有预先通知,但依照惯例,每年七月初,是学生来我家的高峰期。

每年一到这个时候,父母就会非常兴奋,会准备最好的食物等待学生。他们一来,首先会帮家里干一些农活,比如帮助父亲挑粪、浇菜、种地,妈妈则一心一意准备饭菜。他们吃着父亲做的黄鳝,一个个辣得满头大汗,还一个劲地喊“好吃,好吃,黄老师你要多做点”。

他们与父亲一起喝酒,没醉的时候,父亲一个个轮流训话。“栋梁伢子,你搞财会一定要把好自己这一关,不要干一辈子,最后进了牢眼。”“志峰伢子,你平时喝酒没问题,但做手术的时候,一定要少喝点。”“新余伢子,你要快活点,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,日子快活点过,人这一辈子就几十年。”父亲教训学生的时候,他的学生们则趁机拼命将鳝鱼往碗里搬,等他教训完毕,学生们已经醉得差不多,于是就称兄道弟,互开玩笑。到最后,学生们就合伙嚷着要父亲教他们打骨牌,而且要打通宵、要打钱的。

这热闹融洽的气氛,给所有人带来一种真实的快乐 :父亲的快乐,不仅来自学生对他的尊重,更来自学生在他面前的那份随意和俏皮 ;学生的快乐,不仅来自父亲对他们的爱护,更来自父亲的幽默坦诚、随意亲切 ;母亲的快乐,不仅来自又好又快的厨艺获得了一致认可,更来自一大桌饭菜被风卷残云般地吃个精光所带来的成就感 ;我们的快乐,则来自与父亲学生的嬉闹,来自父亲与学生相处时对我们少有的放纵和宽容。

玩够了,吃撑了,夜幕早已降临,师生便开始神聊。我总是躲在一边,听父亲和不同专业的学生聊一些陌生的科学知识,诸如石油开采、航空航天、汽车制造、精工机械,甚至还有一些军校的学生,会在爸爸的好奇询问下,模模糊糊告知南海核潜艇的大致方位……这种神聊,在专业知识的包裹下,有一种隐秘不宣的快乐。

在僻静而封闭的村庄,从来没人想到,父亲和他的学生,在一个个夜晚,曾经享用过如此丰富的精神盛宴。我惊异地发现,因为父亲任教中学的理科师资力量强,百分之八十念大学的孩子,竟然都是理科生,就算有文科生,学的也是诸如财会这些和数学多少扯上点关系的专业,像我这种出生在数学教师家庭、最后却选择与数学根本不搭边的文学专业的人,不但别人不理解,我自己也难以相信。

村庄里的路

父亲和学生的交往、对话,让我很小就懂得了本科、专科的差别,懂得了文科、理科的差别,懂得了中国重点大学的基本分布,甚至从小就特别关心大学的学科优势(诸如武汉大学的数学、文学,湖南大学的土木工程,中山大学的哲学,都在全国名列前茅)

这些 80 年代的大学生,散发着神气、神奇的气质,在年幼的我带来精神、知识洗礼的同时,也让我感受到经由读书,不但能改变命运,更能认知到人的高贵和尊严。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,经由村前的那条小径,在我眼前展开,通向神秘的北京、上海和天津(当时广州和深圳很少提及)。直到今天,我还记得那些常来我家的学生,也理解父亲发自内心对教书职业的热爱之情。

与此密切相关的,是每年暑假高考放榜的日子,乡村弥漫着与收割庄稼相似的收获气息,读书带来的尊严、希望、憧憬、美好一点点注入村民的心中,确实让人产生发自内心的期待和向往。

尽管当时通讯不便,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,高考的信息经由口耳相传,会立即传遍全乡,每家孩子的分数,瞬间成为全乡谈论的热点。考上的孩子和家长,感受着命运改变带来的满足、幸福,也领受到尊重、羡慕 ;没有考上的孩子,尽管会经受心理的折磨,但也会在暗暗地较劲中,准备下一年的冲刺。庆贺高考胜利举办的宴席,因为承载着乡村的人伦,而显得异常隆重。在熟人社会中,其庄重、严肃、认真的程度,丝毫不亚于结婚、生孩子的仪式。考上大学后的请客、放电影、请花鼓戏班子,被认为是最隆重、最喜气的事情。

我不止一次地听农村的女人谈起,“别人家有多少钱我不羡慕,我就是羡慕别人家孩子会念书”。

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,现在回过头去看,这朴素的言语所包含的深明大义,意味着教育曾经深深扎根村人的心中,承载着如宗教信仰般的纯净感情。在乡村的八月底,是高考、中考的获胜者请客的高峰期,我跟随父母,喧嚣的酒席中,往往能见识到这些经由考试获得成功的孩子,扬眉吐气、器宇轩昂的表情。

80 年代乡村所弥漫的重视教育的氛围,确实和时代精神产生了深切的共鸣。通过教育,农村的孩子实实在在地拥有向上流动的空间。以我初中的同届同学为例,在四个班级的一百六十个学生中,有八名考上一中,而这八名学生当中,后来通过种种途径,考上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武汉大学、中国石油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就有好几名,对一所条件简陋的乡村中学而言,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成绩。

作为三江中学有着将近四十年教龄的元老,父亲的从教经历更能说明问题。1978 年,全国的乡村中学正流行办高中,父亲曾经当过高中部 9 班的班主任。据他后来统计,他所教过的三十多名学生,最后通过高考(包括复读)、参军等方式,得以改变命运的有二十七八名,留在当地当农民的微乎其微。这种成材率,一直是他最大的精神安慰,父亲也因此和 9 班的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在对教师岗位的理解上,父亲有句话,“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成材,但绝不耽误任何一个有前途的伢”。父亲除了从精神层面鼓励学生读书,也从经济上帮助他们。9 班的学生,几乎都是一些家境极为贫寒的农家孩子,很多家庭因为基本生存都面临困难,根本无力送孩子念书。

父亲面对此种状况,不忍放弃学生的前途,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经济资助——没有书的买书(主要是参军的学生,为了支持他们考军校,所有的资料几乎都由父亲提供),没有学费的就垫付学费。80 年代的师生关系非常单纯,家长和教师之间也充满了信任,每到八月底开学之前,总有不少家长来到我家寻求父亲的支援。我始终记得年幼时父亲曾说过的一句话,“多帮一个孩子念书,是世上最值得的事情”。

父亲的付出获得了真心的回报,这批出生于 60 年代、在父亲帮助下跳出农门的学生,很快成为社会中坚,在我和弟弟读书、买房的关键时刻,总是慷慨地伸出援手,回报老师当年的支持。这种类似于亲人的师生关系,对我的影响极大,一直到现在,我和父亲9 班的学生,都维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尽管因为性格耿直,父亲从来不会讨好任何领导,但在三江中学,却有着无人可比的学生缘。他脾气大,讲原则,对学生要求严格,凶起来让学生闻风丧胆 ;但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,从未有家长找过任何麻烦,反而因为批评学生,收获了很多不寻常的友谊。

2009 年父亲退休,学生来看望他

在乡村中学,父亲是难得的“目中有人”、对教育持有情怀、葆有热情的人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,1993 年左右,妈妈在学校开了一家商店,有一段时间总是丢东西,为此她决定蹲守一天,看个究竟,最后发现了偷东西的学生。妈妈没吭声,将事情告诉了父亲,父亲也没有吭声,而是去学生家调查,后来才发现,那个孩子因为父母外出,家里太穷,确实有很大的生存压力。他们不但没有责怪这个学生,反而给了他二十块钱。没想到,这样一个小小的善举,彻底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。

从此,偷盗的学生彻底改掉了陋习,发奋读书,最后考上了师范,回到乡村中学,和爸爸成为同事。多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,父亲谈起这件事,依然让我极为震撼。他对别人的尊重,对学生的理解和同理心,相比基础教育一天天陷入虚空的教条,给予我很多启示。因为有对教育的理解,有对农村孩子的体恤,所以父亲能够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,施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,在不为人知的细处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。

让我感慨的是,80年代的乡村,教育方面的良性发展,越来越成为不可复制的图景。我明显感到,从大学并轨起,乡村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多改变,不但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和谐,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,在熟人社会的乡村,也日益变得冷漠。

更让人担忧的是,对家长而言,送孩子念书,不再是他们最强烈的愿望。在我念初中时,每年暑假都有很多家长来找爸爸,或者让他帮忙加强对在校孩子的管教,或者让他出主意、是选择让孩子念中专还是高中,也有的因为孩子复读、向他寻求资助。尽管当时的经济条件和今天比较起来,要艰难很多,但如果孩子愿意读书,很少有家长因为经济原因让他们放弃入学。但现在,这种来自家长对教育的热情已经彻底消失,成绩足够好、家长也重视的学生,早已想办法转入县城或者其他更好的中学,更多的家长对孩子的念书放任自流,“反正是打工”已成为他们对孩子命运的基本判断。

村庄标语

在凤形村,我目睹童年记忆中的贤良女人,端坐在麻将桌边,任由留守家中的孙子被电视、手机占领,不闻不问。没有外出打工的年轻媳妇,面对咿咿呀呀、渴望陪伴的幼小孩子,更多的是随手从赌资中拿出一些钱,叫他们自己去玩。并轨以后考上大学的孩子,已经享受不到 80 年代的荣耀,更多时候,考上一所中不溜秋的学校,意味着一笔前景不明、让人心神不宁的交易。

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中,考上重点大学的可能性已越来越低。农村的师资也让人担忧,随着父亲这个年龄段的教师退休,更多的年轻老师被条件优越的地方吸走。师生关系和以前比较起来,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教育的信念坍塌,及时行乐、得过且过便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。

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,自 1998 年弟弟大学毕业后,在整个黄氏家族随后出生的二十多个孩子中(主要为堂弟、堂妹、侄子、侄女),竟然没有一人完整地读过高中。我前面提到的龙龙,也因为三哥的伤残草草中断了高中学业,家族中唯一的一个高中生就这样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。对长大的孩子而言,可行的出路,无一例外,就是外出打工,我的堂弟炎培、职培就是典型。

他们长到二十岁左右,家长就开始张罗谈婚论嫁的事,女孩子早早出嫁,男孩子也早早结婚。父母从来没有想到,时代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,尽管在社会的剧变中,没有念书的孩子,有些也找到了别的门路(如开饭店),但他们还是感叹,“幸亏你们出生早了几年,要到现在,我们怎么也没办法供你们几姊妹读书”。

实际上,以父亲几十年见证家乡教育的经历看,让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,激发他们对读书的向往,这种精神动力在乡村所承担的使命,不仅仅是给农村的孩子提供上升通道,同时还承载了一种健康、恒定的价值观,“我印象中,社会风气的变坏,就是从大学并轨不久之后开始的”。

父亲的这种判断,更多来自一种对时间节点的敏感,不存在对某种表象因果关系的确认,但大学的并轨和 90 年代乡村人口的频繁流动,确实存在事实上的共振。随着留守儿童的出现,辍学率随之升高,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。在农村孩子进城打工的热潮中,“买码”、赌博、吸毒、传销随之登陆家乡的土地,与乡村教育的衰微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。如何摆脱这些蓬勃的邪恶力量,成为很多朴实、良善的父老乡亲的梦想。

我后来才意识到,作为 7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,在中国乡村,我们几乎赶上了教育资源相对公平的末班车。和 80 年代家乡对教育的向往、尊重形成对比,进入 90 年代,随着乡村外出人员的增加、留守儿童变成常态,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,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已被严重堵塞。

2009 年,父亲六十岁,正式退休,从 1968 年算起,父亲留守家乡的土地整整四十一年。具有反讽意味的是,一个在 80 年代为了改善办学条件、敢和领导拍桌子的中学校长,一个终身以带出好学生自豪的老师,因为性格过于耿直,最后却在学校的岗位聘任改革中,沦落为一个拥有中学一级教师职称的锅炉房烧水工。在变化的时代幻影中,父亲也许感觉到了很多不适应,当个体的力量无法和大的潮流抗争时,自处边缘、保持沉默,便成了他最后的姿势。乡村教育被掏空,父亲的命运是生动的隐喻。

我知道,随着父亲一代的凋零,乡村教育复苏的希望,已经越来越渺茫。

本文来自,作者:黄灯,选自《大地上的亲人: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,黄灯著,理想国·台海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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